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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每日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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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咏婕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应用法学院书记、副院长,法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广东省法学会理事、广州市民商法学会理事、清远市人大立法顾问。


重视公民的个人私益,应坚守法治理念保护个人信息。运用法治的方式治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人民群众相信个人信息会被合法的应用于疫情防控免受非法侵害,有利于快速有效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全国各地为了有效防治疫情对民众的出行记录、健康情况等进行详细排查,个别地区的内部排查文稿在尚未经医疗机构确认病情时就已经在微信群、朋友圈中流传,其中不乏罗列极为详细的身份信息、亲属谱系、行动轨迹;个别地区的确诊、疑似患者信息表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信息表里对于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未加任何遮挡。涉及公民生命安全的事件往往能引发网民盲目传播,并且民众朴素认为越为详实和精准的个人信息越能够证明该信息具有真实性,越对疫情防控具有有效性。基于科学、有效控制并解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基层部门、医疗机构需采集确诊、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可能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采集的信息类别、范畴不同,采集后的使用和保护措施也不尽一致,但是被采集的个人信息是否必然属于个人隐私,被采集人能否以隐私权依法不得被侵犯为由拒绝提供?

一、个人信息与隐私不同

个人信息是能够识别信息主体的信息的总和,其不仅能够反映自然人的生理及身份特征,还能够显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思想印迹、习惯爱好甚至家庭与财务的状况。个人信息承载着自然人的个体特征与精神利益,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个人信息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识别性”。我国《民法典(草案)》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地址、行踪信息等。”

隐私则强调“私密性”。《民法典(草案)》将隐私规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由此可见,个人信息与隐私不同,但又有交集,交集之处就是“私密信息”。私密信息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适用隐私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但个人信息不限于私密信息。

二、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获取、处理患者的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

以诊疗为目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获取患者的个人信息是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不论何种疾病,也不论病症的严重程度轻重,都不会影响这一法理基础。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为确保获取患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应当遵循患者同意原则、必要限度原则以及无碍于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并依据《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对患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护和有限的、恰当的获取。因此,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获取确诊、疑似患者的个人信息时,首先,应当对不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进行区分;其次,对于不具有私密性质的个人信息,应需遵循与防治疫情、诊疗疾病密切相关且避免过度收集的原则进行必要、正当、合法的获取;最后,还应当将依法获取的私密信息作为患者隐私纳入《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所保护的范畴中,加强法治意识全面保护患者的个人信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乎社会公共利益,与国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处理使用确诊、疑似患者的个人信息时,不仅要遵守必要限度原则,也应当遵循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例如,患者的部分个人信息需让渡给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医学药理研究,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对于患者个人信息在此范畴使用、处理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另外,为了防控疫情蔓延,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将合法获取的患者个人信息转交给基层政府,以便基层政府精准排查范围、提高防控能力也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所转交给基层政府的个人信息类别、范围应当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密切相关。并且,转交过程应当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保证个人信息安全,从而实现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处理患者个人信息具有合法性。

三、基层政府获取、处理个人信息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

在这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战役中,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工作人员和所招募的志愿者担负了重要的使命也承载了党和国家、人民赋予的期望与责任。不论是上门登记、组织填报,还是区域汇总、层层上报,为了防控疫情避免疾病蔓延,此次个人信息的收集堪比人口普查,并且比全国人口普查所需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别还要细致、丰富,并需要定期的更新。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社会公众正面临生命、健康风险这一角度分析,基层政府获取民众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具有必要性的,并且对快速、有效防控疫情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除医疗机构、被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外,例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担负着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职责,其采集、获取与防控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具有合法性的。其他主体包括业主小区、工作单位等,若未经上述主体的授权则无权收集、发布个人信息,若得到授权,则应当以合法、有权主体的名义进行个人信息的采集。

基层政府应参照《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采集个人信息应以必要为原则、存储个人信息则以保密为要务、公布个人信息要以脱敏为底线,依法进行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引导社会公众运用法治思维看待与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降低因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恐慌甚至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疫情依法有效防控、实现社会良好秩序。

四、其他主体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受法律规制

除医疗机构、政府,以及经依法授权可合法获取个人信息的主体之外,其他主体不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无权收集、发布与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然而,以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已出现了上述其他主体自发收集、大量转发个人信息的现象。

与有权收集与疫情相关个人信息的主体相比,虽然作为无收集权限的其他主体的收集能力有限,但是其收集确诊、疑似患者个人信息的精准度、全面度却不容忽视。因其他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无合法依据和保护意识,同时具有猎奇目的、商业目的抑或是违法犯罪目的,故其收集行为可能会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甚至是侵犯他人隐私权,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侵犯确诊、疑似患者及其家属的名誉权、肖像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的现象。因此,在依法防控疫情中合法规制其他主体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实现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体保障措施之一。基于有权主体的合法获取行为以及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已然普遍实行,法律限制其他主体收集与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并不会影响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共安全。

人们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关注以及对自身及家人生命安全的重视,往往会对不同主体收集、公布的确诊、疑似患者的个人信息较为好奇和敏感。尤其是在相对封闭式的网络传播环境中,例如微信群、朋友圈中广泛流传着确诊、疑似患者的个人信息,有的是载于基层单位采集个人信息的内部疫情汇总文稿,文稿详细记录了确诊、疑似患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工作单位、活动轨迹、亲属关系、病症情况、其他病史、就医地点;有的直接载于当地公布的确诊、疑似患病人员信息表,虽然表格中的信息类别少于前述文稿所载的个人信息类别,但是关于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工作单位、部分亲属关系均被公之于众。在不断转发的过程中,确诊、疑似患者的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可能性不断增强。因此,依法规制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对于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舒缓社会矛盾是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和价值的。

正视公共利益的内涵,要秉持着谦抑克制的态度。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疫情应当以法治思维认知个人信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意义和价值,审慎对待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法律关系,理性认识医疗机构、政府依法获取、处理个人信息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意义。